2024-26：两年

Ben Babbit -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.

卡瓦菲斯的《城市》仍然在这里闹鬼，除此之外我还想起《少女革命》和 Robert Frost 的 The Road Not Taken .

之前就想过，要写自己读书，毕业，然后找工的两年时间。我不太清楚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，想要分享什么，还是借写作让自己明白什么。几次想到要写，但是或者犯懒，或者太累，直到今天，一种恒常的想死攫住了我。

我不确定应该从哪里写起。明明时间上是很近的，但是心里已经感到很遥远。当下，当下的负面的情感，总是压倒性地胜过过去的闲适与美好。在这种映衬下好像过去显得是幸福的，可是太强烈的对比下对方不仅幸福，而且显出苍白的虚无。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那些平静的下午，果真是我所拥有过的东西吗？即便过去的确真实，在对比中显出的美好又有几分分量呢？

有时朋友或同事会说起另一种道路。在命运的密林中我们所没有选择，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踏上的道路。我们常常感叹其美好，可是究竟有谁真的能对这两条（或更多条）道路做公允的评价呢？赫拉与宙斯争辩，性事中是男人还是女人更快乐，最后只能求助于曾为女身的先知。¹先知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是由于曾为女身，那么谁真正能同时走上命运之林中两条分叉的道路，从空中俯瞰两条路线的优劣？究竟如何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——不论是当下还是过去，更不要说未来了——难道我们不都是在吞咽一碗自己并不了解的食物，抑或者是物质？如果到命运的尽头，我们最终能够啜饮整个生命所凝结成的一滴甘露，那么在生命之中，我们能咽下的是什么呢？这好像是某种量变引起质变的终极谜语，在每个当下的时刻所无法理解的东西，到了最后会累积成为一段可理解的故事或传说。²

好吧，让我们先在此刻驻足。此刻我感到痛苦。因为我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，我给同事们带来的工作上的麻烦。因为我清楚自己的社交能力十分蹩脚，我让话掉在地上激起一阵冷风。因为我清楚自己让妈妈难过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

但是我没有办法。 一定要说的话这是写到此刻我最明确地知道含义的一句话。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了解，我已经避免了许多种痛苦，我没有受伤，没有自己在外承担房租，没有必须加班到凌晨才能完成的工作，没有严重的疾病，没有恶毒的同事或领导，我还要抱怨什么呢？每每觉察到自己的痛苦，同时又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多么渺小，多么在客观的意义上不值一提。但是我没有办法。

我不知道两年前的我如果处于今日的位置会作何感想。那时我沉迷于写作自己能理解的论文，并把它套进学术规范的框架里递交到毕业的系统里。我谈论古希腊、二十世纪、奴隶制和民主，我在 ppt 的备注里塞进想说却最终没有说的话，我对朋友抱怨一个不太守时的室友。时至今日，有的段落读起来仍能引起过去的激动。那时我和朋友一起抓着毕业的尾巴去旅行，然后抓住机会躲到一个人的角落里独自回家。真正毕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实感，没花什么力气我就躲掉了合照，扯掉廉价的学士袍，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回家了。学士袍和毕业的礼物，都被留给我的室友们。

那个时候我向往异国和独居，向往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过一种别的生活。政治的忧郁与社交的不利哺育了这种向往。在出发前没多久我和父亲大吵一架，让舅舅指着我的鼻子骂，不幸在场的表弟沉默地在一边流泪。在出发时我们仍然没有达成任何一种形式的真正和解，在机场我只和妈妈拍了照片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场合。

真的有一种别的生活吗？我只能说我没有找到。独自出国留学并不适合为政治忧郁和社交不利提供解决方案——政治忧郁或许可以，因为人确实在物理意义上远离了压力的源头，但这并不是解决。新的地方的新生活，需要新的关系网络，而这不巧是我最不喜欢的内容……我没有办法过多解释这回事，总之最后我享受到的自由是独自在寝室里睡到下午，躲着室友们去厨房做饭的自由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生活，我还不知道不讲话会那样严重地损害我的语言能力，几天不讲话后遇到室友真的会说出支离破碎的句子。

我并不觉得存在一种新的生活……哪怕是在新的城市，新的国家。我过上的仍然是一种同样的生活。或许这说明世界比我们想得要更小，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本科时我坐在朋友的寝室里，描述《少女革命》结尾时安西踏出校园的画面。那时候我问它，那个故事可以通过“走出去”解决，可是现实中却并不存在这种纯洁的、完全异质性的外部。我不确定它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不过如今我也不确定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一个不同的外部，还是一个不同的自己。在英国试图找工作时我反复拷问自己愿意为找工作做出多少努力，那时我得到的总是一种恐惧。与其说是恐惧找到工作，不如说是恐惧成为“能够为找到工作去积极改变自己的那种人”。跨过八个时区，朋友问我在坚持什么？我在英国看 b 站上的视频，蔡康永问对面的演员，可是那个自我有什么让你不能失去、不能改变的呢？

那个世俗意义上更成功的自我好像是我的假想敌，而我也确实经年累月地刻意与它保持着距离。回国时，我心里计算着找工作的时间，准备要花九个月时间找工作。我没想到会在 26 年初就找到工作，也仍然没有变成那种更精于讲话或争取的人。谁知道呢，是不是我悄悄改变了假想敌的定义？

我仍然在需要跟同事讲话时反复在心里措辞，为一句解释提前发给文件传输助手好几个版本的草稿，在不熟悉的同事提到我时发出两声干笑，说了自己研究了半天发现的东西然后反复回想起同事们的眼神，然后因为无法解读而自觉突兀。每天在工作结束之后感到虚幻的联结褪去颜色，在睡前逃避第二天的工作，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吊着一颗心。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长进或变化，唯一确实的是我已经习惯了同事不带姓地称呼我的名字。³

所谓过去并不真实……这话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，即，我的过去确实为我的今日埋下了伏笔，或建立了条件吗？我的过去真的不是白白流去的时间，而确实在今日的工作或生活——或者我的心——中，带来了某种价值吗？让我们不要谈论太庞大或无根的东西：过去的两年值得吗？我没有办法给出太确切的答案，我只能说过去的两年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，短暂地品尝了一种奢侈的、甜蜜的自由，尽管那其中灌满了锋利的风，雨一样的雾。站在那个做决定的夏天的路口，我所看清的只是我必须踏进河流。

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看着清晨的阳光，把过去的生活打包扔到垃圾点。我看到一个逃兵的幻影。好像一场失败了的 RPG 游戏。但即便是此刻的我，也不能说当时一定有更好的选择，或许有的失败没法避免。

哎，可是每天走在漆黑的夜里总是一遍遍地问自己，生活，它真的开始了吗？又在哪里结束呢？生活是那个我们为之忍受的东西，还是我们所忍受的东西？